按照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先驱西奥多·赫茨尔的最初设想,依据《独立宣言》的基本思想,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犹太国家是一个世俗的现代民主国家。但是从以色列建国60年多来的历史发展看,犹太教实际上处于国教地位,以色列宗教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干预超出了通常人们对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历史文化的厚重影响,又是现实政治发展的逻辑结果和必需。

　　首先,犹太教在以色列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宗教,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一神教,由于对犹太教唯一真神上帝的信奉和对教律的严格遵守,犹太人群得以成为一个民族,得以历经残酷的掳掠、驱逐、迫害、屠杀而顽强地作为一个民族存活下来,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聚合剂,是流散犹太人联系的纽带。犹太教对于犹太人来讲,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经过三千多年的发展和不断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营建,它已内化成犹太民族的一种行为习惯、一种文化传统。在当今以色列,大多数犹太人赞同在公共生活中体现某些具有宗教色彩的文化内容并支持宗教与国家的某些关系的存在,大多数犹太公民认为宗教是国家生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不必被局限在私人生活范围内。面对多数犹太公民对宗教的这样一种情感氛围,考虑到民族团结、国家认同的需要,应该说以色列统治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最初建设世俗以色列国的设想。

　　其次,以色列宗教势力、宗教政党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伊休夫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这是其在以色列国家享有重要地位的政治资本。最早设想解决欧洲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唯一方法是回归巴勒斯坦圣地的人是犹太拉比兹维·希尔施·卡里舍尔。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第一所农业学校--米克维以色列农业学校也是由卡里舍尔倡议建立的。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犹太宗教势力分世界精神中心和世界以色列正教运动两大派系,世界精神中心系统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和参与及正教系统在建国前由“反犹太复国主义”向“非犹太复国主义”的转变不仅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获得了精神力量,而且也奠定了以色列国家宗教合法性的基础。另外精神中心工人党和正教工人党积极投身巴勒斯坦农业劳动的实践及所创建的宗教基布兹运动为日后宗教政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第三,以色列的多党政治环境为宗教政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平台。建国以来,以色列政坛上党派分化组合的现象非常频繁,但宗教政党由于纲领和选民比较固定,导致其力量比较稳定,自然成为左右翼政党组阁谈判的首选目标。宗教政党在这个过程中,常常提出很高的要价敲诈勒索组阁大党,故其在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影响远远大于它自身的实际力量。

　　此外,宗教政党实力地位和影响的由弱变强与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及阿以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1967年“六·五”战争后,对被占阿拉伯领土的处置问题成为引发国内分歧的焦点,形成持强硬立场的“鹰派”和持温和立场的“鸽派”之间激烈的争论和对峙,并且整个国家出现了一个明显右倾、激进化的政治环境。宗教政党根深蒂固的“应许地”观念成为永久占领被占领土的合法依据,适应了右翼激进环境的需要,多数宗教党党员也成为“鹰派”阵营的卫士。对阿政策强硬派利库德集团的执政党地位的开启,阿以关系的复杂性,阿以和平进程的艰难曲折,不时形成的以色列民众安全危机是宗教政党地位、影响提高和扩大的重要政治环境。

　　在成功移植西方民主制的以色列现代社会中,宗教政党很难与大党相竞争、抗衡;在以色列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议会民主制框架下,宗教政党成为大党不变的联合或依赖对象;在充满变动、变化的以色列社会、政治舞台和政党体制中,纲领、选民相对稳定的宗教政党的角色地位经历了由弱变强,由虚变实,由最初的防御到最后的攻势地位的变化。

　　在1948年至1977年,以色列政坛由工党主导,宗教政党的地位是虚弱的,力量是防御性的。尽管如此,宗教政党(主要是国家宗教党及前身,正教党只参加了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政府)却是工党不变的联合对象,两者之间构建了“历史的联合”。两者的联合基本是工党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联合宗教政党所付出的代价只是涉及宗教事务,可避免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上作出让步。另外工党寻求与宗教党的联合首要考虑的是民族团结,考虑的是避免文化的冲突,考虑的是宗教传统在社会整合过程中的凝聚功能。总之,建国前工党和宗教政党所达成的“现状协议”在工党主导的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基本上没有遇到严峻的挑战,宗教政党也向主导政党提出挑战,但主要是围绕宗教问题,目的是为了维护宗教利益。1977年至1996年是工党和利库德竞争对峙时期,宗教政党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平衡作用,实力地位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两大政党中的任何一方要想构建排斥对方的小型联合政府,在议会中占有12至18个议席的宗教政党是不可或缺的联合对象,后者是否参加成为联合政府组建和延存的决定因素。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宗教政党极尽讨价还价之所能,从执政党那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好处,最终使其影响和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加强。相伴而生的是,宗教政党越来越不满足于维持“现状”,开始就国内外重大问题提出各种激进的、极端的主张。1996年至今以色列政党政治呈现出大党不大、小党不小和“极化多元主义”的格局,联合政府构建的难度进一步加强了,宗教政党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在前一阶段积聚了实力的宗教政党不再满足于政治敲诈来获取更多的利益,不再满足于维持现状,而是就许多宗教分歧问题发起攻势,提原则问题,企图把正统宗教信条强加到大多数人身上,这使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紧张程度。

　　宗教政党对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双重的,其对公民自由权的行使有着某种程度的制约作用,对政府执政效能的发挥也具有一定的阻滞影响,这是其对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的主要的负面影响。宗教政党发挥的积极正面作用不仅表现在维护优秀犹太传统道德和价值观上,而且作为多党政治生活中一以贯之发展下来的力量,作为绝大多数联合政府的重要组成部份,对大党专权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对以民众政治参与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沙斯党、国家宗教党和托拉犹太教联盟三大宗教党派及前身从各自相对固定的选民群体中获取支持并通过政治活动代表和维护该群体的利益,这些选民群体则通过选举支持他们认为最能代表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政党来表达利益诉求,这是以色列民主政治机制正常运行的真实反映。沙斯党是当今以色列政治舞台上最大的宗教政党,它的崛起是东方犹太人(塞法拉迪人)民主意识觉醒的逻辑结果。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民主的国家,但在宗教与民主的关系上,以色列与周边的伊斯兰国家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即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正如南开大学中东史专家哈全安教授所言,现代宗教的“核心内容在于借助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而倡导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原则,进而构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挑战世俗集权政治的意识形态”。以色列的沙斯党虽然挑战的不是世俗集权政治,却是对以色列建国以来长期存在的阿什肯纳兹人政治、经济、社会主导地位的一种挑战,是族群不平等、族群裂痕的一种政治反映。沙斯党运动代表塞法拉迪社会贫弱群体提出了要求政治、经济、社会平等的政治诉求,调动了该群体广泛、主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本质上讲促进了以色列政治民主的深入发展。

　　总之,宗教政党的独特历史地位既是犹太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以色列经济社会环境的真实反映,也是以色列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表现。